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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五年中国以加速度融入世界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WTO议ㄊ椤Ｈ胧?年，中国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贡献超出了世界的期待。WTO总干事拉米称，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A+。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这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贡献率为13%。今年6月份，世贸组织对中国入世作了一个评估，WTO所有成员都认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非常认真、积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国入世五年作出的评价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并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积极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中国平均关税大幅降低，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使自己从中得益，而且也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入世五年看政府：服务型政府渐行渐近 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的市民每天都会接到一条短信，告知当日交通管制的情况，论坛结束后，还接到一条短信“热烈庆祝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圆满成功！诚谢广大市民热情友好参与、支持和配合！”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过去，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是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人们曾经最担心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 在我国入世的23项协议中，就有21项涉及政府。 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 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行政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专家指出，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入世，首先是政府的入世。 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主起草人,一语道出入世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中国的入世承诺加速了由自我内部愿望而产生的变革。”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计算过,如果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可跃升30％,腐败将减少50％。对于正在“全心全意”奔小康的中国人,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入世”只是改革的助推器,建立“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的潜台词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服务理念。政府将由过去对市场的事无巨细的微观管理彻底转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事的宏观调控和为市场服务。 从领导者、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从“群众围绕机关跑”向“机关围绕群众转”转变，从闭门作业、少数人决策向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转变。五年来，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渐行渐近。 天津的集中式行政审批服务中心，90%以上的政府审批事项可以在大厅内办结；河北省、邯郸市等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授权为依据，全面梳理行政权力，与政务公开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行政权力全过程的公开透明运行；商务部利用政府网站，发布政务和商务信息、提供网上许可、办证业务，3年多来，共发布信息56万条，日均点击2000万次，为广大企业和公民提供了快捷、廉价、方便的服务，为政府在信息化条件下为民服务开创了新的模式。 在法制尚不完善的公共管理条件下，政府管得越多，企业受到的约束越多，企业就要额外支付的公共管理成本。所谓额外的公共管理成本，那就是政府为了自己的管理便利，甚至灰色的利益空间而设置的门槛和审批。企业管理不善，可能让企业走向亏损甚至破产，政府管理不善，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效益的低下。所以，世贸组织规则考验的是政府公共管理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清理了近3000件中央一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20多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在政府职能调整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央视曾经播出过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1998年，成都华西制药厂申办改扩建项目，七八名工作人员花了5天时间制作了一个审批流程图。该项目占地只有70多亩，投资也不过几千万，但要跑完所有的手续，要经过政府部门119道审核，这就意味着，至少要盖119个公章。当时项目刚刚开始，就遭遇了难题。大红的公章盖了几十个，车间的建设却没有动过一铲土。两年里，时任华西制药厂厂长的张志荣教授跑遍了成都市大大小小的审批部门，但是厂子的手续仍然没有办下来。 如果现在再办这样一个项目，还需要盖多少个公章，还会花多长时间？答复是，只需要盖20多个公章，时间是68个工作日。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公布的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2005年我国在政府干预经济指标的得分是3.0,比2004年的3.5下降14.3%。 北京WTO事务中心副主任、北京市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尧秋根有一个观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结束了，但是政府改革的过渡期来了。也就是说由原来的制度型的政府改革向运行型的政府改革过渡。 目前政府运行中最“显眼”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存在政令不统一，中央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制定的政策，囿于地方利益和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在地方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龙永图就曾经指责地方政府在实施对外开放时不顾原则，随意突破政府制定的开放底线。 一些外资企业以撤资相要挟，迫使个别地方政府违规批准它们进入且享受特权。世界零售巨头家乐福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地方政府入世”涉及很多问题，如地方干部对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了解、政绩考核体系和政府制度安排等。 美国前贸易代表、商务部长坎特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最近3年，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发布的规章命令有几十个。现在，中国应该加强省一级地方官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这是中国全面执行知识产权有关承诺的当务之急。” 政府入世，中央已经先行，地方还需紧紧跟上。 入世五年看外资：“吸金”效应不断发酵 新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6年9月访华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经这样评价他：“保尔森是美国政府中少有的对中国很了解的官员。” 保尔森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他曾经的美国高盛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身份；来自他16年来70次访华的“课程表”；来自他让高盛在中国创造的无数个第一的“成绩单”…… 在保尔森和高盛的背后，是一场外国资本急赴的盛宴，更是一场中国经济崛起的大戏，也无疑是一幕幕双赢乃至多赢的皆大欢喜的历史镜头。 高盛的“金砖” 历史本身或许就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而巧合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条隐藏的规律——— 1994年，保尔森调任美国高盛集团纽约总部担任二把手，正值这个国际投资银行最背运的时候。同年，中国的复关谈判因为某种势力的阻挠，进入冰冻期。 1999年，保尔森升任高盛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当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 2001年，保尔森治理下的高盛成为第一个介入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外资金融机构，并因此获得了纵深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动权。这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同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一起成长，无疑是高盛这个华尔街上“最受尊敬的投资银行”焕发青春的秘密。 正是本着这样独到的眼光，2003年10月1日，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第一次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 所谓“金砖四国”是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鄄dia）和中国（China），将它们的英文起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成为BRICs，发音类似英文的“砖块”。保尔森曾经不止一次这样预言：“中国的未来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多数人将从中国的繁荣中受益。” 高盛的确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中国最直接的受益者。在过去10年期间，中国对外发行的的3次共计3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高盛都是主承销商。5年来，它购买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股份，收购了中国网通的股份，吃进了河南双汇集团的全部股份，对中国工商银行进行战略投资…… 入世5年来，高盛在中国的资本布局被称业内人士称为“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中国的“金矿” 入世似乎在一夜间让外资“发现”了中国，而高盛仅仅是这批“淘金者”的一员。 2002年，中国入世元年，外资平均每天以1.4亿美元的数额流入中国市场，成为当年中国对外经济中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当年全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计达527.4亿美元，较前年增长12.51%，创造了历史纪录。中国一跃而成为引进外资第一大国。 随着中国不断履行入世承诺，开放的领域不断深入，入世的“吸金”效应不断发酵。中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投资热土。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08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中480多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近800个。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92％以上的企业考虑若干年内将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 越来越多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发现了高盛的秘密。它们步高盛的后尘，成为中国新兴市场的托市者。2006年10月底，金融界有消息指出：广东发展银行的引资重组行动以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胜出告终，而在这场2005年就开始的收购大战中，花旗集团开出了241亿元人民币的价码竞逐广发行85％的股权。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广发行此番通过竞价方式引入境外股东，加快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市场化步伐。 的确，外资角逐中国市场，带来的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从2002年到2005年仅4年时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52.1%；外贸总额逐级跃高，从6200多亿美元骤升到1.4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话代表着中国的态度：“对外开放是中国既定的基本国策，外资利用功不可没，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会变，也不会动摇。” 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则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目标。不久前公布的《商务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商务目标之一是：外商投资效益明显提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比“十五”期间有所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结构更加合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外商在基础设施、农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投资的比重明显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吸收外资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上升。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有一句名言：“财富的生产力较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这或许正是对中国利用外资新目标最好的诠释。 入世五年看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成为中国自身发展需求 前不久，记者参加一次会议，一位同行将她那只LV的手提包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引来同行的目光。“看!LV!你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身旁一位与会者疑狐地对我耳语，“假如是我，有钱了也不买LV，因为假货太多了，真的也会被别人认为是假的，多跌份！”这就是在假冒伪劣冲击下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下场”。 早在5年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接受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承诺接受保护知识产权的最起码的国际准则。事实上，5年来，我国为兑现这个承诺付出的艰辛努力从一部部相关法律的修缮、一场场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一批批假冒伪劣产品被查处销毁可见一斑。吴仪副总理直接担任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修改后扩大了受保护权利范围；著名的北京秀水市场、上海襄阳路市场相继关张；举报一条盗版光盘生产线的奖金高达20万元等，彰显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似乎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难承之痛，不仅是因为诸多外国政府和企业总会不失时机地“提醒”致使压力倍增，更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中国自身的需求。当强大的“中国制造”风靡全球甚至不少国人引以为豪之时，假冒伪劣也为“中国制造”披上了“中国滥造”的不光彩外衣。而因缺乏自主知识知识产权屡遭国外权利人诉讼、“盘剥”的中国企业遍尝苦头，众所周知的DVD专利案、3G移动通信标准之争、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的CR法案无一不是例证。 这也正印证了入世之初有关人士的预言：主要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绝大部分的先进科技和知识产权，而我国的很多产业一直以来以仿制为主，拥有自主产权的产品不多。入世势必促使中国从以仿制为主尽快转向自主开发和购买专利为主，中国向外国人支付的使用费将大大增加，从而影响中国企业的利润；在技术转让中也将出现更多的限制性商业做法等。而入世以来，涉及我国的国际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不断上升，也足以表明，知识产权已然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成为外国对付中国企业的主要非关税壁垒。 在记者的印象中，每当说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如何保护国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殊不知，我们在千方百计要给外国人一个“交待”的同时，本国企业也在殷殷盼望得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荫蔽和垂青。 早在10多年前，武汉晶源环境工程公司自主创新了一项清洁利用煤炭的技术。于1995年申请我国专利，1999年方正式取得专利。在取得申请文件公开化程序过程中，该公司为福建漳州后石电厂提供该技术，却被日本FKK公司窃取技术为己用。晶源经过各权威机构确认后，起诉FKK公司侵权。长达7年的维权行动至今无果。更令人晶源无法忍受的是，FKK公司竟然“倒打一耙”，向我国法院请求宣告晶源公司该“专利无效”。 这是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付彦给记者讲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何止一个。一年多前，轰动一时的海信商标被抢注事件最终以海信与德国博世-西门子的握手言和而告终，留给海信的是难言的伤痛；同仁堂、五粮液、狗不理……我国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在海外遭遇“抢注”的警讯频传，令人扼腕。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约15％的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遭抢注。 “晶源们”的遭遇提出了一个课题，我国在千方百计保护国外权利人权益的同时，该如何对加强本土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在保护外国权利人权益的同时对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视同仁。”这是中国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在诸多场合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就在今年4月我国首次举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展上，在展示我国近些年来知识产权保护成果的同时，也通过生动的事例、图文并茂地教了企业几招，如走向世界应商标先行，OEM企业须谨防国外不法分子的知识产权陷阱等。 “我们在认真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以便更充分地享受WTO成员应有的权利，运用WTO规则保护我国的产业和市场。如何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严峻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顺德如是认为。 的确，我国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加大对违法侵权的力度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诚然，我国企业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然而，当“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唯有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品牌，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成为共识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了民族复兴和企业自救的根本之策。 入世五年看产业安全：把住产业安全门成紧迫课题 当中国的神六飞船上天时，洛阳轴承这个为其提供关键部位零件的国有企业家被一家野心勃勃的德国公司盯住。不久，德国舍弗勒集团与当地国资委达成协议，意图整体收购洛阳轴承。 此事一出，与凯雷收购徐工事件一样，引起国内轩然大波。外资通过并购行业龙头企业，以消灭竞争对手的一系列做法，引起了我国各界极大的关注。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产业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产业安全已经成为制约民族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产业安全和外资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副主任公开撰文指出，外资大量进入和并购国内企业，必然引发产业安全问题。 威胁客观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利用外资6000多亿美元，兴办了几十万家合资企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外商独资化的倾向明显，并积极并购我国行业排头兵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毫无产业安全意识，支持国内企业接受跨国公司的兼并。 专家警告，“如果不加防范，跨国公司就有可能在我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局面，而国内长期形成的人才和技术积累也将拱手送给外方。”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从宏观整体开放水平看。我国接近60%的贸易依存度、高达10%的FDI资本形成依存度、不到4%的自主知识产权率、接近40%基础能源依存度以及外资对核心产业的高控制率，决定了中国这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在未来必将面临十分严峻的产业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低，能源投入日趋走高，研究开发资金投入始终在低水平徘徊。这使我国传统的产业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逐渐下降，自有名牌的大面积消失。近10年来，由于外国产品的大量进入，接近60%的中国传统品牌消失了。随着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时期”，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和过渡条例的结束，将使上述产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业界普遍的一个看法是，外资并购对象主要瞄准着行业龙头企业；市场前景看好的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流通业、百货业；具备超额利润的垄断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很可能引起我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 仅以流通业为例，2005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24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61个店铺；英国TESCO公司在境外收购了国内\\\"乐购\\\"25个大型超市50%的股份。 此外，日益严重的\\\"高资源性投入、低附加值产出\\\"正在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的正常发展。比如，在我国高达1.4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额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这一比例高达80％。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产业在市场力量引导下的自我创新能力和升级能力似乎正在下降，而这是我国产业安全在全方位开放时期最为核心的问题。 应对也有高招 当前，我国政府以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对上述产业安全问题有所察觉，并采取了应对措施。 仅以主管对外贸易的商务部为例，其下属的产业损害调查局一直在利用反倾销、产业安全预警机制、产业竞争力分析等手段，对产业安全进行保护。其他部门也在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应的审核程序对外资投资领域进行控制。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产业安全问题，以及如何采取正确措施解决该问题？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专家认为，必须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尽管\\\"市场无国界\\\"等论点甚嚣尘上，但是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欧盟等所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产业保护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正如一些人士指出的，“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就必须将产业安全纳入政府管制的范畴，利用治理‘市场失灵’的手段来治理”。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是所谓的“外资无害化”观念。 虽然在当前的国际产业格局中，我国很多企业确实主要从事低端的加工贸易。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要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也需要一个过程。 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一样，我们在肯定外资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警惕所谓“外资无害化”的论点。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各产业的龙头企业，在该行业里处于相对垄断地位，这些外资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垄断定价侵蚀国民的利益，而且可以通过控制这些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控制行业的关键技术，妨碍国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 分析近期频繁出现的跨国公司“斩首式”并购行为，不难看出，其核心的推动力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短视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根本无视国家的产业安全。 因此，现在亟需处理好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加强配套法律体系的建设，以避免我国产业安全管理的短视性、任意性和无序发展的情况。目前我国，包括《反垄断法》和《国家安全法》等保护产业安全的基本法律在内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所谓的\\\"产业安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和认证。另外，我们采取的各种产业安全保护措施相互之间并不配套，导致在产业安全保护的同时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 更为重要的则是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在继续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在国内形成一批可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以防止外资垄断某一行业。 入世五年看贸易摩擦：在不平常中感受平常 中国入世5年了，记者接手“贸易摩擦”这个领域也已近3年。听报社前辈们说，贸易摩擦这个名词真正是从入世后才流行起来的，就报社而言该领域也是从记者接手后才开始作为一个专门归口跑起来的。 这两年在处理贸易摩擦稿件时，记者自身的心态发生着一些明显变化：在数量上从最初的每案必报逐渐到选择性报道再到今天的“合并同类项”；篇幅上也由过去对个案的深度剖析慢慢发展为扼要简讯再到现在更多的“总结性发言”。一方面，案子越来越多，逐一挖掘实感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很多贸易摩擦案件性质雷同，每案必咎也大可不必。 报道的角度由微观渐进宏观、重视程度由异常趋于平常，这反映了一个心理成熟的过程。其实，这种心态的变化不仅是记者，也包括多数国人。入世5年来，贸易摩擦逐年加剧，这与入世前人们的预期大致吻合。“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摩擦”不再是高高挂起的口号，而真正成为了多数人的实际行动。在一次次的砺炼中，人们逐渐学会了摒弃一味地从意识形态、历史偏见、受害者意识等因素出发去看待和处理贸易领域的正常摩擦，在进一步了解国外贸易政策制定、贸易谈判模式等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和适应着非政治化的争端解决方式。 习惯了逆境求生 浓烟渐散的中美、中欧纺织品特保事件，仍甚嚣尘上的欧盟鞋反倾销事件，以及这两年出现的欧盟ROHS和WEEE环保指令、EUP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入世至今年6月底，共有32个国家或地区针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措施调查288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 “对我们来说，贸易摩擦现在就像家常便饭。你反我，我打你，没什么大不了。”采访中，面对无处不在的贸易摩擦，很多企业已经释然。入世5年来，贸易界早已习惯了在摩擦中成长、在逆境中求生。 “两反两保”，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隐蔽性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这几年中国企业见识了各种国外贸易保护武器。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 随着我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涉案产品范围从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扩展；产业从传统的农业和纺织汽车等工业向电子信息、通讯、飞机制造、生物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近两年也不断煽动蝴蝶效应。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对我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 其实，入世回顾年年搞，每年都想出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能说，走到今天，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整体形势和基本走势与5年前没有太大变化，变的也只是程度的不断加深、数量的不断增多、摩擦方式的不断翻新而已。 学会了防守反击 5年来，在频繁的摩擦与碰撞中，我们承受了很多、损失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对手”其实就是最好的老师，挨打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如何躲避甚至反击。在不间断地贸易摩擦应对中，国人也开始更多地举起法律武器、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在进口贸易救济调查方面，5年来，我国制定了涉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等方面的24个部门规章，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我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10起，保障措施1起，涉案金额90多亿美元，有力保障了我国产业安全，受到了产业界的欢迎。近两年我发起的反倾销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 在出口贸易摩擦应对方面，建立了“四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对反倾销大要案应诉指导的成效显著，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影响明显降低；18起已终裁特保案件仅有1起采取了限制措施；加拿大对我国发起的3起反补贴案都取得了较好应诉结果等等。 最为可喜的是，我们企业家也在不断地摔打中认识到，虽然企业在国内生产经营，但它不是在与国际市场割裂的环境中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企业还要注意国际贸易因素对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不公平贸易因素，贸易救济规则在维护进口贸易的公平环境、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看清了摩擦本质 其实，贸易摩擦的增多，恰恰说明中国产品有强劲竞争力，外国的竞争对手不能一下子承受这样的冲击，于是，他们就不断制造贸易壁垒来“抵制”我们。从双方的贸易利益来看，这属于正常现象，是大家为维护自己的“饭碗”而进行的争夺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专家贺平指出，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经历的贸易摩擦高发态势呈现出了必然性、递进性、非对抗性三大基本特征。 首先，像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兴起必然会导致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摩擦的频发是必然的。 其次，贸易摩擦已不局限于单纯的贸易领域，而是递进到关乎宏观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等制度和体制的调适。由进出口失衡诱发的贸易纠纷已外溢至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市场开放、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土地制度调整等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时，已开始重视统筹考虑国际因素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再次，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的利益并不因贸易摩擦而全面对立，这即是非对抗性。其实，部分贸易摩擦实际上对贸易和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整体上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 2006年，中国入世已满5年，意味着入世过渡期的全面结束，各方都强烈预期今后一段时间贸易摩擦还将进一步加剧。 “中美、中欧纺织品特保”和“欧盟鞋反倾销”两股入世以来我与发达国家摩擦出的最大的贸易纷纠硝烟正逐渐散去，但那股刺鼻的烟火味道将令人久久回味。这两件事更为深刻地教育我们：必须继续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现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的品牌、技术等方面转移；必须使中国国内市场较快的成长和发育起来，这是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 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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